在一個心情郁悶的年份，在一個粽香彌漫的季節(jié)，在一個星稀月朗的夏夜，父親去了，帶著對人世的眷戀，帶著對母親的牽掛，帶著對兒孫的不舍……
父親去了，再也摸不到他的脈動，測不到他的體溫，聞不到他的氣息，聽不到他的教誨；再也不能為他守最后一個夜、喂最后一口水、煮最后一碗面、花最后一分錢。雖然我把他的手機裝進他的行李，雖然我再次為他續(xù)交了話費，那個曾經撥打了千百次的號碼，再也沒人接聽……
父親去了，再也不能回來！留給我的是流不干的淚，憶不盡的情，續(xù)不了的緣……
父親于1935年出生在銅鐘鄉(xiāng)獨石村一個貧苦農民家里，生逢亂世，歷盡滄桑。兩歲的時候，恰逢“七七事變”，日寇侵華；四歲的時候崇陽淪陷，三光政策慘不忍睹。房屋被鬼子燒毀后，無家可歸的他到處逃難，后在一柏樹巒安家，在茅棚里度過苦難的童年。
父親從1946年開始讀私塾，由于天賦聰穎，深受老師的賞識。當時有個叫王金晃的老師對他說：“如果你想報效國家、干一番事業(yè)，最好還是去報考國立學?！?。于是在1950年他以優(yōu)異的成績考入崇陽中學。
1953年，美帝國主義的鐵蹄仍在朝鮮踐踏。為了響應黨中央“抗美援朝，保家衛(wèi)國”的號召，剛剛18歲的父親不顧家庭的反對毅然棄筆從戎，報效祖國，參加了朝鮮志愿軍。當時有初中以上文化的士兵是軍中之寶，于是他被編入內蒙古空軍，沒有入朝參戰(zhàn)。在部隊他勤奮好學，積極進取，熱心助人，深得領導和戰(zhàn)友信任，次年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。
后來，在部隊組織的一次籃球賽中父親不小心摔斷了手臂，被轉業(yè)到內蒙古自治區(qū)氣象局工作。在這里，他的知識正好派上用場，部隊作風充分顯現，氣象工作搞得有聲有色，不到5年便提拔為正科職干部。
1962年，正在父親事業(yè)蒸蒸日上的時候，爺爺病危，哥哥出生，家鄉(xiāng)餓蜉遍地。此情此境，讓父親悲喜交集，立即決定辭職回家。氣象局黨組書記再三挽留他：“小王，你這么年輕，又有文化，有能力，就這樣回去太可惜了，將來你會后悔的！”。父親拍著胸脯說：“請書記放心，我永遠不會后悔”。坐在一旁的局長見父親心意已決，就勸他說：“那你就等段時間吧，讓人事科把你的調動手續(xù)辦好再走”。父親謝絕了組織的關心，第二天便惜別了領導和同事。
當時一個有文化知識的干部回鄉(xiāng)，可謂是地方的“香餑餑”。很快父親便成了多方“爭奪”對象，銅鐘、白霓的多名校長登門請他去教書，并承諾辦理轉正手續(xù)；高堤公社黨委邀請他到譚家大隊任大隊長、支部書記。父親考慮到農村更需要他，于是就選擇在譚家大隊安居，踏上了為譚家人民服務的征途，在支部書記這個崗位上一干就是8年。
父親到譚家后，首先考慮到的是如何搞科學種田，如何搞機械化，而這些沒有文化是行不通的。于是他在各生產小隊辦起了農民掃盲夜校，在大隊里創(chuàng)辦了文化室，宣傳隊，宣傳黨的路線、方針、政策。還采取自編自演等方式唱紅歌、頌黨恩，鼓勵青年們紛紛參加，那時的譚家大隊呈現出生氣勃勃的社會主義新景象。
1964年，崇陽遭遇百年大旱，高堤河多處水源干涸，只有河心尚有一線水流，河兩岸的白路、譚家、灣頭等大隊抽水機晝夜不停，還是無濟于事，以致田地一片焦枯，就連生活用水都很困難。就在這節(jié)骨眼上，時任白霓區(qū)高堤公社社長的龐官雄同志出于袒護自身大隊利益，同意白路大隊群眾在高堤河上游攔河筑堰切斷譚家、灣頭等大隊的抽水源頭。這一不公行為激起譚家、灣頭等大隊的群眾憤怒，各生產隊隊長都發(fā)動了群眾準備跟白路大隊進行對決，雙方準備了石灰包、土炮等武器。眼看一場惡性群體性事件就要發(fā)生，幾個大隊的干部們也無計可施。在這緊要關頭，父親臨危不亂，挺身而出，找到了龐社長理論，要求拆除攔河堰，平息事端，龐置之不理。父親憤慨地說：“你身為一社之長，竟然只顧一己之私，不管他人死活，我要到縣里告你”。于是他當即寫了一要情報告呈報縣委，得到了縣委的高度重視，縣委派出20多名公安人員趕往現場，維持秩序，控制事態(tài)，并責定龐社長挖堰放水，從而化解了一場血光之災。從此，附近幾個大隊的干部群眾對父親更加敬重。
在文化大革命期間，父親立場堅定不做墻頭草。為了保護一些無辜的干部，他敢說敢做，多次被紅衛(wèi)兵發(fā)難批斗，個別造反派甚至對父親拳打腳踢，四小隊的姜燦華就首當其沖。但橋歸橋，路歸路，父親從不因個人恩怨而報復人。有一件小事，至今令譚家人民難忘。有一次姜燦華兄弟倆跟吳家大屋人在中畈塘里車水發(fā)生爭端，吳家人多勢眾先動手，打了姜燦華兄弟，當時父親剛好路過此地，是目擊證人。大隊干部吳丙南同志知道姜燦華在文革中整過父親，誤以為父親要幫他說話。于是，在雙方評理時故意說：“王書記你是看見的，是姜燦華先動手打人。”父親回答說：“丙南哥，要我歪曲事實的真相，除非我媽把我生過?！本瓦@樣一句話還了姜燦華兄弟公道。點滴小事可看出父親的品質。
1970年3月，父親因區(qū)委器重調白霓農修廠任廠長，那時的農修廠有職工60多人、在白霓區(qū)是出了名的難攤子，父親上任后，注重與工人們交心談心，和工人們打成一片，分析成因，尋找對策，親自帶頭抓質量、搞創(chuàng)新，很快使企業(yè)面貌煥然一新，生產的脫粒機、磨苕機名噪一時，白霓農修廠多次獲省級榮譽，父親自然也成為白霓的紅人。1984年，父親調白霓城建辦公室任主任，為白霓的規(guī)劃、發(fā)展盡心盡力，同樣留下驕人業(yè)績。
在別人眼里父親不僅有學問、有能力、熱心腸，而且豁達大度，但在我看來他是個沉默寡言的人。我記事以來，父親總是默默地忙碌著，不是在單位，就是在家鄉(xiāng)的責任田里。即便是一個人靜靜地呆著，也是看看報、翻翻書，很少與我們嬉戲，很少用言語來恭維我們、鼓勵我們，來告訴我們?yōu)槿颂幨赖牡览怼Ｖ劣谫I玩具、給零用錢更是“難逢難遇”。總之，小時候感覺父親不僅“很冷漠”，而且很“吝嗇”。
當我告別了童年，面向青年時，父親對我的態(tài)度依然沒有多大改變。仍然在“吝嗇”中“冷漠”，在“冷漠”中“吝嗇”。多少次我興高采烈地告訴他我的幸事，而迎接我的是一張平靜的面孔。偶然一點獎勵也是“憐兮兮”，偶然一絲鼓勵也是“冷兮兮”。我參加工作的那天，父親仍讓我獨自打包行李，他自己站在一旁看著，臨走時才用手拍了拍我的肩，交給我一輛自行車和一身用舊的工作服，一句囑咐的話也沒有。為此很長一段時間，我抱怨父親，總認為父親冷酷，甚至懷疑有點厚此薄彼。
然而，1986年發(fā)生的兩件事讓我重新認識了父親，讓我有了刻骨銘心的記憶。4月，我因患大葉肺炎，在當地醫(yī)院治療了10多天，可就是不見效，本來就消瘦的我，已是皮包骨。父親悄悄的請了假、湊了錢，快速將我轉到了省城醫(yī)院，由于醫(yī)療技術及設備的差異，我的病情很快好轉，并得到了根治。在我住院的40多個日日夜夜，父親守著我，一天也沒有離開。由于勞累過度，父親臉色臘黃，咳嗽不止，有時呼吸也困難，但他沒有進行過任何治療，從此落下病根。我的這場大病共花費醫(yī)療藥費1200多元，對于當時月工資只有54元還要維持一家人生計的父親，壓力之大，可想而知，但他結賬時爽爽朗朗，毫不吝嗇。7月，鎮(zhèn)上為獎勵父親為企業(yè)所作的貢獻，決定給我家一個商品糧戶口指標，當時的商品糧戶口可謂“含金量”高。對這一不易獲得的獎勵父親沒有過多的考慮，而是直接上給了我。后來聽母親講，父親這是要一碗水端平：因為我為了給家庭減負分憂，成全兄妹的學業(yè)，主動“犧牲”自己。突然，我明白了，父親“冷漠”、“吝嗇”的背后藏著一顆多么公正的心、一顆多么深沉的愛！這種愛是通過一種特別的方式表達出來的，是一種無聲的大愛！
從夏到秋的日子，溢滿相思的情絲，濃縮成一個個牽掛的鈴鐺，不時叮叮當當敲擊心鼓。秋風，從岸楊上刮過，油綠的樹葉悄然變黃，一片接一片地飄落。
父親已去，風范猶存。那張嚴肅的臉，那份無聲的愛，如一面鏡子，清清澈澈，照亮我的人生。（鄧雁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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