國家治理的關鍵在于執(zhí)政黨，而執(zhí)政黨建設的“牛鼻子”又在哪里？2014年3月，習近平總書記明確要求黨員干部做到“三嚴三實”，亦即“嚴以修身、嚴以用權、嚴以律己，謀事要實、創(chuàng)業(yè)要實、做人要實”。“嚴實”激起千層浪，隨即中共中央組織開展了三嚴三實專題教育活動，因黨內(nèi)上下緊密聯(lián)動、人民群眾積極擁護而成效凸顯。何以至此？應該是嚴與實切中了共產(chǎn)黨建設的“牛鼻子”！

古往今來，華夏文明始終注重君子之修身與律己；所謂“用權”應該屬于治國、平天下的范疇，這又從來都是圣賢的使命，圣賢何人？能而無過，近乎神也！所以三嚴秉承了中華文明的基因與脈絡。“嚴以修身”旨在虛心而好學，不自滿而進??；“嚴以律己”方能生活不思貪欲與奢靡，為政不守成而無為；“嚴以用權”是不擅權、不越權，就是要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，做到權為民所用、利為民所謀。

中國社會選人用人，歷來注重品與德，為人實而德厚者優(yōu)也。所謂三實，歸根結底是為人品德要實。做人實，則創(chuàng)業(yè)實、謀事實；反之，其品不實、其德不配，則謀事必浮于表面，創(chuàng)業(yè)必虛于花招。其后果必然是，為事無成、急功近利，為人難言誠信、人格雙面分裂，心靈無所敬畏。如此則黨風、政風、民風何向？更何言國家發(fā)展之科學？

為什么說三嚴三實是當前執(zhí)政黨建設的關鍵？如果比作工程，那么要求黨員干部三嚴三實，就是要保障黨建工程每一塊磚的質量。磚不實、掉渣渣，規(guī)模再大必將垮塌；基不實、松垮垮，樓層再高必不長久；只有每一個黨員的素質過硬了，黨組織才能堅強而能夠擔當重任。近一個時期以來，我們有的黨員干部，玩政治溜須拍馬、欺上瞞下，擅專權團團伙伙、顛倒是非；抓政績“有粉涂在臉上”，不管敗絮其中；貪速度形象包裝金碧輝煌，不管基礎不實隨時垮塌，不管環(huán)境污染貽害子孫。

“四風”之害，其根子亦在于干部修身與律己之不嚴、做人謀事之不實。開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，就是找準了“四風”的穴位，也抓住了黨建工程的牛鼻子。抓好三嚴三實，能有效保障黨與人民群眾價值取向的一致性，有利于增進人民群眾對黨員干部謀事創(chuàng)業(yè)之公心的認可，進而鞏固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望與信任，永葆執(zhí)政黨的先進性，“兩個百年”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想才能最終實現(xiàn)。

三嚴三實雖是對全體黨員的要求，但關鍵還是處以上干部，尤其取決于更高級別的領導同志。上行下效是組織運行之本能，所以要讓下級做到的，上級要帶頭做到；要讓別人做到的，自己要先做到。上層的腐敗依賴于下面層層腐敗攫取來維系，想必和珅的下面一定也曾集聚了大量的同類。一個時期以來，有些干部放松了對自己的嚴格要求，“嚴與實”成了只會照人的鏡子，口口聲聲都是別人不嚴不實，唯獨自己什么都好，以致是非顛倒、真假難辨。嚴實者得“不嚴實”之名，而不嚴實者反“榮譽”以嚴實；或者在他們周邊聚集起貪腐與弄權團伙，越加膨脹，越加以權謀私、欺壓百姓……直至“七個有之”，危及黨和國家的政治安全。周永康、薄熙來、郭伯雄、徐才厚、令計劃、蘇榮之流還真不在少數(shù)，聽聽他們在臺上的慷慨陳詞，看看他們燈下的墮落與腐敗，想想黎民百姓生計之艱難……可見，沒有黨員領導干部的“嚴與實”，哪能有廣大人民群眾安居樂業(yè)的“寬與松”？不將執(zhí)政黨干部身上“嚴與實”這根筋拉緊了，哪能還天下百姓營生空間的天高海闊？近年來，在習總書記領導下，執(zhí)政黨建設取得了顯著成效，實可謂抓鐵有痕與踏石留印，正本清源、風清氣正可期。

嚴與實又是相對的。事實上，任何時候都沒有最嚴，也沒有最實，但對執(zhí)政黨“嚴與實”的要求注定是永無止境的。當然，我們大可不必因此而失去耐心。其實，一切事物又都是相對的，所謂物極必反，大嚴大實的極端是無所不嚴、無所不實，是一種完全忘卻“自己領導干部身份中全部特權意識”的大樸與歸真。具體到現(xiàn)實中來，就是要求我們的干部放下領導身段，心平氣和地做一個普通人、普通黨員、普通公務員，與群眾打成一片；在沒有特權、沒有特供、沒有特護的情況下，看病自己排隊，吃飯自己買單，出差自己訂票……如此，則出門不見前呼后擁，回家無需深宅大院，身邊也就沒有了“和珅與老板”的包圍。貪腐不張，團伙焉存？黨紀面前沒了特殊黨員，何患失之民心？

另一方面，也要防止對“三嚴三實”理解的簡單化。比如假借三嚴三實活動去講死理，面對底層群眾的疾苦或者事業(yè)發(fā)展的困難，借“嚴以用權”的由頭，以所謂政策法規(guī)存在障礙去搪塞而不作為。尤其是我們審計干部，切不可陷入政策法規(guī)的死結，機械地套用過期的法規(guī)。無情的政策要靠我們有情地去實施才是。再者，我們強調(diào)三嚴三實，也不意味著大家都須板著個臉，不再走親密了，似乎臉不繃緊就不夠“嚴實”。相反，領導干部在接受三嚴三實的戒尺規(guī)范之后，切除了身上的浮躁泡沫，反而一身輕松。設想“澡堂子里見面”，相距能有多遠？進而我們的領導們謀事創(chuàng)業(yè)也就少了“歪心”的拖累；人生的將來也少了東窗事發(fā)、妻離子散的隱憂。

嚴與實的要求其實也不難做到。焦裕祿、楊善洲、谷文昌等，他們的工作、生活與普通百姓始終打成一片，他們就是普通百姓中不顯眼的普通一員，衣不見名牌標簽，言不會滔滔不絕，行鮮有趾高氣揚、官氣凌人。而且，如果是記考勤，焦裕祿可能不常在辦公室，與老百姓隨意拉家常，他可能又缺乏嚴肅。但是焦裕祿的一生，平凡而樸實，無不體現(xiàn)出一個共產(chǎn)黨員的“大嚴與大實”，他的心中忘我而始終裝著百姓，這才是三嚴三實的至高追求。

當下之中國，強國之路任重而道遠，“古、今、中、外”深度融合并鳳凰涅槃，國家治理之中國特色日益顯現(xiàn)，時代對國家審計正不斷提出新的理解與需求。另一方面，作為國家監(jiān)督制度的重要安排，國家審計本該嚴實在先！因此，作為一名審計干部，自當力戒不嚴不實之浮躁，待遇上以普通黨員、普通公務員、普通百姓之“三普”而自居，率先踐行三嚴與三實，嚴實做好各項工作。（張進）